钟维兴：有思想的摄影师才得自由
钟维兴©成都当代影像馆
采访：钟刚
编辑：劳秀汶
成都当代影像馆位于成都的西北部，周围是一些新兴的高层住宅，还有一大片的建材市场。从成都双流机场过去，需要穿城而过。作为一个快速膨胀的超级城市，成都没有一个艺术和文化场所聚集的“中心”，大家分散在成都的不同区位，各自有自己的“立馆之本”和“办馆之道”。
成都当代影像馆的建筑是一个欧式的庭院，像一个古堡，展厅环绕在庭院的四周。虽然开馆至今不到三年，但在摄影界快速建立起了他们的工作标准和影响力，并在以影像为主线的公共教育上形成了自己的主张和线索。
成都当代影像馆的开幕活动，都会选择在一个下沉的大空间举行，几乎每次，都是人潮汹涌，规模盛大。相比当代艺术展览的开幕式，摄影师之间的关系更紧密，也更热闹一些。
与钟维兴的对话，是在马良个展开幕式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其间，我们一起吃工作餐，还参观了他们视为“珍宝”的图书馆。
在对话过程中，我们主要围绕“技术”与“理念”两个关键词展开，“技术”指的是他第一次从事策展的实践，在策展成为一个职业的当下，“策展”之于钟维兴，有几分神圣感，他眼中的策展工作，甚至承载着很重的使命与责任；“理念”则指成都当代影像馆持续投入和主办的两个摄影奖项，钟维兴很明确这两个奖项不能望风评奖，从而做成终身成就奖，同时也要守住规则，要警惕“人情坎”。
在对话当中，钟维兴坦诚地讲述了他从一名企业家转身成为一个美术馆创始人的经历与感慨，他甚至认为，接触摄影、创立美术馆所获得的快乐，比四十岁前从事企业经营所得到的快乐要多得多。摄影和艺术让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美好、真诚和丰富。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了几十年，物质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对于精神的需求和满足，会是“绝对的刚需”。他相信未来更有更多的企业家成为艺术的同行者。
策展的意义
ARTDBL：首先想和你谈谈做策展人的体会，这是你第一次以美术馆创始人的身份投身到策展工作当中。这次策展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钟维兴：这次策展经历对我非常重要。虽然以前参与过很多展览的策划，但从来没有以策展人的角色介入。过去唯一一次接近策展的状态，是2019年，在我们自己馆做的开馆个展《Face to Face 面对面》，当时我没有邀请任何策展人，试着自己来做展览的策划和呈现。
对我来说，只站在艺术家的角度创作，眼光是有局限性的。一个艺术家懂得策展人的思路、懂得美术馆的运作、甚至懂得收藏，他会更清楚自己作品的定位，会对创作本身有所助益。正如作家不仅只是写好文章，如果还能知道怎么当一个最优秀的编辑，这同样有利于他对写作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我认为在摄影生态当中，艺术家、美术馆人、策展人、藏家等不同的角色，都是完整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假定我们都有机会体验这些角色，就应该多些尝试、探索和学习。
第一次为艺术家策展，带给我特别多启发。在答应马良做策展人之前，我跟他探讨了很多自己对策展工作的想法。策展人就像一部电影里的导演，不管演员多大咖，大家都要相互尊重，需要讲明白、梳理好导演与演员之间的合作关系。但这还不够，艺术家和策展人得经常碰触，你扔出你的观念，我扔出我的观念，让每次展览都能产生新的火花和亮点，这才是策展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反过来讲，如果艺术家本身很好，通过策展人的介入，非但不能碰撞出火花，还被“带瞎”，这是不可以的。另外，我认为策展人不仅要从展览呈现上介入，还要考虑到宣传、出版、收藏等多个环节，而不只是把展览做出来，工作就结束了。
ARTDBL：你当初对展览的构思和最终的呈现之间，有哪些不同？
钟维兴：我跟马良是2019年在评选“金熊猫摄影艺术奖”过程中认识的。当时有很多人推荐马良，我才开始慢慢近距离地观察他的作品，后来他也成为获得者之一。跟这么好的艺术家接触下来，当时我们影像馆就想着一定要给他做个展。
这次展览之前，我们做了很长的前期工作，从2019年到今天，已经两年了。一开始讨论展览呈现，马良把他的全部作品都拿出来介绍，他的讲述会让我产生强烈的画面感，我还发现他几组不同的作品，不是散乱的，而是它们之间自有一种神奇的逻辑。我听完以后，非常激动，还从展览的空间、逻辑、风格或调性上，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作品的取舍问题，哪些适合放到展厅，该摆在哪个位置。因为我的个展同是在E展厅展出，我曾经花费了好几个月去思考作品和空间的关系。
马良听完我的建议，特别高兴，当时就问我：“你能不能做我的策展人？”我说不可以，在我心目中，这么好的艺术家，他一定要有最好的策展人。而我是个新手，没真正做过策展人，怎么能答应他呢？
后来他又向我提出邀请，我还是没答应。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他每次接触，都会进一步了解他的作品。我跟他打交道很舒服，他永远是一个把自己放得很低、很谦卑的人，对于艺术上的探讨和建议，非常听得进去。而且他有超强的执行能力，不管你跟他提出任何点子，他马上就能实现。比如这次展览涉及很多装置，我出过一些主意，他做出来的结果特别好，在很多细节上都超出我的想象。
马良一共向我提了三次当他策展人的邀约，直到第三次在上海，我才正式答应了他。当时我们在他的工作室聊天，发现彼此有很多相通的理念，那时候我就知道，对于这么优秀的艺术家，这么优秀的作品，我没法拒绝他的邀请。
做策展人的责任重大，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慢慢熟悉马良以前所有的展览、作品资料，包括相关的评论文章、策展人写过的前言等，并对他的创作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我还跟他做过一次专访，谈了接近两个半小时，把我在看材料过程中的疑问一个一个提出来，当面解决。那次采访做完以后，我才感觉心里有底，摸清了马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
虽然这次做策展人的压力挺大的，但跟马良合作下来，我很荣幸，每次看到他的作品，自己都非常享受。从最终的展览呈现来看，我也为他骄傲。我认为他在展览中表达得很充分，没有让大家失望，预想和结果是一致的。所以展览开幕时，我内心特别激动。
摄影师的“解放”
ARTDBL：在马良的展览呈现中，你把马良的工作纪录片放到中间，而不是最后；展览的最后，则是以《上海最后一个骑士》结束，整个展览看起来很轻，但又抛给了大家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寓言。展览的文本也非常精彩，其中一句“用消磨对抗虚无”，非常准确地描述了马良的创作主线索。
钟维兴：对，马良在展览中运用了大量的视频手段，并结合装置来完成自身的艺术表达。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个摄影展。
马良本身有很好的文化素养，从他对诗歌的理解、从他的文笔里就能看出。每一件作品的背后，都有他深厚的思想，而非追求图像所谓的美感。比如作品《荒谬之王》，他要探讨的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他从来都是深思熟虑了以后，才会开始动手创作，不像很多人先是完成作品，再找牵强的词句来诠释。
艺术创作上，我认为马良最棒的一点是什么？他有心有力，最终呈现还能跟初心保持一致，这并不简单。我们通常想法都很多，但当你要把想法变成作品的时候，它是需要一定能力的，否则只是空想。即使想法转化成了作品，要是你想的是A，出来的是B，二者也统一不起来。我跟马良讨论装置尺寸、呈现方式等问题，动动嘴皮子多容易，但他的动手能力太让我吃惊了，他都能超常发挥地做出来。当然这也跟他多年做舞台美术、木偶戏的道具制作等基本功有关。
我认为这次展览会给未来的摄影方向带来一些启发：从作品拍摄到展览呈现，都能看到诸多可能性。根据我对那些的杰出摄影大师的观察，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关键的共通点——只把摄影作为表达思想的一种工具时，他们就解放了。很多人一直是从摄影到摄影，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懂得综合艺术表达的艺术家？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一种摄影的表达，我不认为作品会具备力量。德国摄影艺术家古斯基，他首先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最后摄影才成为他的表达方式，马良就有这种素质。
细节与战略
ARTDBL：从策展的技术层面看，你如何考虑这次作品和空间的关系，希望建立一种怎样的气息与节奏？
钟维兴：展厅是既成的事实，基本无法改变其建筑体量。因为我非常熟悉影像馆E展厅的空间形态，观看马良的作品时，我直接就有画面感，这些作品随时都在启发我如何连接。这相当于我去看一部电影，仅是开头，我就能预知故事要怎么往下发展。
我第一次跟马良聊作品、聊展览，已经是站在观众的立场来考虑。由进门的《事关生死的十四行诗》开始，观众走到纪录片所在的展厅，差不多是展览路线的一半。从前面的照片、装置，到纪录影像、工作室的复刻，再到其后的新影像作品，这是一种节奏上的把控。如果把马良的纪录片放到最后，会带来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那道展厅的门一开一闭，有声音，也有杂光，非常影响观看体验，并不适合观众静下心来看影片，况且影像馆不是电影院，不会预设太多观众同时在场，无需太大的放映空间。
至于这次展览的打光，我们也是颇费功夫去改造、去调试。空间、灯光和作品之间是强关联的。摄影本身是光影艺术，它对灯光的要求自然就高。以前在欧洲办展，我会特别观察灯光师怎么打光。在巴黎，最高级的灯光师就是专为摄影服务的。对展厅灯光的应用，是我在欧洲多年以来一个很大的收获。
我们的展览对每一件作品的灯光要求，都要有精准的照度。对灯光的把控不同，作品产生的力量也就不同。当然现今国内绝大部分的美术馆，尚未形成对灯光应用的专业认知，艺术家自身也不太重视，即便灯光是上万元的，进口的，那也白费。虽然国内已有专门的照明服务，技术层面上的打光没有问题，但他们无法透过灯光表达艺术作品，这是需要艺术家和灯光师共同讨论和协作的。
ARTDBL：要成为一家有影响力的专业机构，除了技术上的高要求，你如何思考成都当代影像馆长期发展的问题？
钟维兴：一开始筹建影像馆，我们的目标就非常明确，要做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影像馆，而不涉及绘画、雕塑等，我们还希望成为一个能够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机构。虽然国内美术馆很多，也很豪华、酷炫，但当时还没有一个专门做影像的空间。我把全球的影像美术馆看完以后，意识到它和其他类型的美术馆，对空间的要求很不一样：不管是它的长、宽、高，还是对灯光应用的严格要求。我们影像馆的空间，完全依据这种国际标准来建造。
影像馆运营的每一个环节，始终都要先把专业问题解决好，再去谈论所谓的大众性。做一个“网红馆”，并不是我们的追求。很多机构都办过高质量的展览，但突然过几天，就开始做起没有底线的内容。因为他们缺乏一定的标准，自己心里没有一杆秤，这就很危险。
一些机构的发展难以为继，从根本上看，往往是因为它的创办者与投资者不是一体的。我们影像馆有长期的发展战略，对于它的持续发展，我是充满信心的。首先我们确立了专项的资产和资金，足以维护展馆运营。其次，影像馆的目标定位清晰，除了良好的硬件设备，我们也在管理等软件设施方面下了功夫。比如邀请欧洲摄影博物馆的创始人、有着三十多年馆长经历的让-吕克·蒙特罗索当馆长；并邀请我认为国内最好的艺术家、策展人王庆松当艺术总监；还请来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贝尔纳·弗孔等众多国际摄影艺术家朋友办展。有他们做支撑，影像馆的专业度就有保障。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影像馆不仅有政府层面的认可，如成都金牛区政府每年提供一定的补贴，同时也得到了摄影界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对展览呈现的高要求、以及展期提前两三年排定的情况下，每位到馆参展的艺术家都很珍惜展览机会，并非简单地应付了事，而是使出最大的力气，共同把展览做到最好。
从2012年影像馆建成，到2019年开馆，我认为这七年时间是影像馆的“童年”，一步一步学着走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学术、收藏、管理和展览等体系的建立过程。没有开馆，就意味着不用面对社会，社会对小孩是没有要求的。但现在开馆了，只要面对公众、面向社会，从心态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当成“小孩”，而是要以一个成熟的“青年人”为标准，充满活力，充满想象，勇往直前。
学术与公正
ARTDBL：在持续推进影像馆发展的同时，你似乎也在考虑建立一种植入到中国摄影生态当中的结构，比如做国际和本土的摄影奖项，推出艺术家个展，积极促进影像艺术机构战略合作关系等，你最后希望建立一个怎样的结构和线索来推动摄影生态的发展？
钟维兴：这个问题非常好。仅仅做好影像馆是不够的，它只是摄影生态当中的一环。对影像馆来讲，做艺术家展览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作品的平台，并获得一定的影响力，我认为这只是传播艺术家的方式之一。
评奖也是艺术家获得影响力、进行艺术传播的另一种形式。所以我们在国内设立了“金熊猫摄影艺术奖”，它主要面向的是当下中国最杰出的摄影师。
第一，这不是一个终身成就奖。我认为奖项的最大价值，在于鼓励艺术家后续的创作。终身成就奖意味着艺术家几乎不再创作，鼓励的意义在哪里？做终身成就奖，太简单了，谁的名声大，我就给谁，无需思考。当然这类奖项自有它的意义，但至少不是我们的价值取向。我们设计奖项，评选的目标群体一定是对摄影发展有所推动，这才是有意义的，而非是慰劳行为。
第二，我们也没有把重点放在新锐的年轻摄影师身上，因为国内已经设有这类高质量的奖项，比如三影堂摄影奖、连州摄影节和1839摄影奖等。年轻人当然重要，他们是摄影的未来，但是对于当下中国的摄影生态来讲，真正的中流砥柱恰恰是像王庆松、马良、荣荣这一波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当代艺术家，也是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艺术家。他们同样需要被鼓励、需要扩大影响力。
“威廉·克莱因摄影奖”与“金熊猫摄影艺术奖”异曲同工，目前已经历两届评选，获奖摄影师年龄都不小，但依然还在充满活力地创作。这一奖项是在2019年首次推出，当时恰逢摄影术发明180周年，由法兰西艺术院发起，并把它定位为“摄影界的诺贝尔奖”。当然真正要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ARTDBL：做这两个奖项，坚持的立场和原则是什么？
钟维兴：第一，要有好的学术支撑，必须邀请专业的评委专家来评定，这对奖项的价值往往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必须公平公正，注重规则，特别要警惕“人情坎”。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怎么可能受到尊重？
ARTDBL：很多奖项关注和发布的是“结果”，但我认为评审的过程同样也非常重要，一个奖项是否公开透明，是否遵守奖项的评审规则，是过程决定的。同时对于颁奖词的撰写、艺术家的深入访谈等奖项的文本工作，也是一个奖项的立场和原则的具体体现。
钟维兴：这个主意非常好。今年年底我们将启动“金熊猫摄影艺术奖”第二届评选，我们一定要把每个细节做扎实，真正从理论层面上把评奖标准阐释清楚，确实重要。第一届的评选过程，我们存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包括视频、录音等，后续可以把细节还原，做好梳理和总结。其中还有相当多评奖背后的故事，我想至少还得持续地做五届、做十年的评选，再慢慢揭秘。
超乎想象的快乐
ARTDBL：除了是成都当代影像馆的创办者，你还是艺术家、藏家、策展人、摄影奖评委，你怎么看待自己在摄影生态当中的身份定位？
钟维兴：迄今为止，摄影肯定是我无法割舍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认为摄影这门艺术的诱人之处，在于它从来不给你设置门槛，所有的门槛都是来自你内心。最终能在摄影这条路上走多远，全靠你自己，做好选择，做好判断。从技术层面来说，摄影对基本功的要求很低，毕竟它是现代技术的产物，只要反复操练机器，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学会。它也不是体力活，不需要“努力”，有时越努力越糟糕。
2002年，我刚好40岁，那时候我就想，如果能活到80岁，我人生的下半场要开始做什么？于是我选择了摄影。在过去的经历里，我接触到的人都很复杂，要相互防备。但到了摄影圈，我发现艺术家都那么可爱，那么透明，有缘就好好玩，没缘就离开，没有任何思想负担，我干嘛不跟他们一起玩呢？
摄影给我带来的快乐是超乎想象的。我越是深入其中，越能感知到世界的美好与丰富。这是我前40年人生里都不曾有过的体验。
ARTDBL：那是一种怎样的快乐?
钟维兴：摄影对我来说，既是一种爱好，也是一份事业。我现在不仅拍照，还能办影像馆、当藏家、学策展。不管我扮演哪种身份，始终都是围绕摄影来展开。而且老天对我特别厚爱，我在摄影路上每走一步，都能真切感受到大家对我的鼓励和认可，这就是最大的快乐。
我不会把自己锁定为某种身份，而是最大限度地去尝试，去学习，去丰富自己。
马良：你必须相信自己正在创造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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